1995年，沈阳城内，辽宁省人民政府干休所8号楼，一间安静的房间里早已挤满了人。房间内的小床上，正躺着一位白发苍苍、满脸皱纹的老太太，老太太的脸色很不好看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位卧床多日的老太太时日不多，即将离开人世。

子女们正伤心时，老太太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呼喊她的子女，听到声音，所有人赶紧围上来握住老太太骨瘦如柴的手：“我们都在呢，您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？”

“我，我就是当年国民党要找的……军火大盗。”说完，老人便永远地闭上眼睛。

军火大盗？子女们颇为不解，老太太平日里沉默寡言，很少与人打交道，连门都很少出，临终前怎么会留下这样一段话？难道，老太太真的和军火大盗有关？抱着疑问，子女们开始着手探究老太太的生平。

一番调查后，子女们这才知道老太太的真实身份。原来，老太太竟是开国上将吕正操的原配夫人，曾被我党领导人誉为“超级女谍”和“军火大盗”的女英雄，从1940年起就神秘失踪的传奇女性——高崇德。

1904年，高崇德出生于辽宁省黑山县。

她的性格从小就和其她女孩子不一样，别的女孩子喜欢针织缝绣，她却喜欢像男孩一样嬉戏打闹，平时爱读武侠小说，常常憧憬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像小说里的侠士一样惩奸除恶，伸张正义，保家卫国。

高崇德

成年后，高崇德长得落落大方，家里也给她张罗婚事，想让她早点出嫁，高崇德不干，她看不上那些介绍来的人。她心仪的对象，应该是像书中侠士一般的人物。

家里人多次催婚，高崇德不堪其扰，便离家出走。当时，东北军第16独立旅正在高崇德的家乡训练，高崇德看到英姿飒爽的士兵顿时来了兴致，便打算加入他们。

但16旅是一线战斗部队，不招收女兵，高崇德见从军不成，就和征兵处的人吵了起来。这突如其来的吵闹，引起了16旅中校参谋长吕正操的注意，一番询问后，吕正操知道她参军决心坚定，就允许她入伍。

部队里训练艰苦，吕正操本想让她知难而退，谁知高崇德不仅没有被高强度的训练吓到，反而以格外突出的表现，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，甚至还引起吕正操的关注。

两人交集逐渐增多，彼此了解愈深，相互钦佩相互欣赏，于1928年结为夫妻。

吕正操

结婚后，和其她喜欢扎堆打牌聊天的军官太太不同，婚后的高崇德依然跟着吕正操出入军营，身为女子的她，对射击十分痴迷。吕正操也看穿了她的心思，便答应和她一起训练，刚开始，高崇德连最简单的举枪击发都不会，吕正操耐着性子一步步教她。教了几天，高崇德的进步之神速让他大吃一惊，再后来，高崇德已经成了士兵口中的“神枪手”，在部队中小有名气。

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后，高崇德跟着丈夫来到陕西。虽然人在陕西，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家乡的父老乡亲，她经常投身到各种活动中，贴标语，撒传单，到街头演讲，大谈日本人的狼子野心，大谈东北人民的前途命运，号召人们团结起来，不当亡国奴，向日本人讨债，打回老家去。

高崇德的爱国表现，被我党潜伏在抗日团体中的一个王姓地下交通员注意到了。

王同志从她异于其他军官太太的行为，意识到她是可以争取的对象，于是就主动进行接洽，和高崇德共同探讨抗日救亡的相关事宜，并有意无意地将我党对于抗日的一些主张和思想融入到这些探讨中。

高崇德对此并未抵触，反而十分认可，还主动向王同志请教，两人相谈甚欢。

1935年的一天，王同志送了高崇德一本描写一位苏联姑娘上前线的故事书《陶罗斯上前线》，并对她说：“苏联女人能上前线，难道中国女人就不行吗？”这句话更加坚定了高崇德上前线杀敌的决心。

不久，高崇德跟随部队来到河南。

这天，那位王姓交通员找到高崇德，让她利用和东北军以及吕正操的特殊关系干点工作。具体任务是：建立一个收容所，用以收容原东北军的伤兵、溃兵，然后用这些人员建立一支秘密武装运输队。

擅自招收军员，属于严重违反军纪，一旦被抓到，可判死刑，高崇德知道这件事的巨大风险，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了。

虽然她不知道王同志的真实身份，但从他所倡导的抗日主张来看，高崇德相信这位王先生一定是爱国志士。1937年，王先生对高崇德说：“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高崇德问道。

“见了面你就知道了。”王先生笑道。

二人来到一个秘密地点，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向高崇德伸出了手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林伯渠。”一旁的王先生插嘴道：“他是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。”

高崇德听完后，心中一惊，原来王先生是共产党员，而且还带她来见一个大人物。

似乎想到什么，高崇德突然开口：“我想上前线，去打日本鬼子，你能帮我吗？”

林伯渠看着充满热血的高崇德，略作思索后，说：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你还是不要上前线，但我给你一个特殊任务，它远比上前线杀鬼子更重要，事关千万名战士的性命，甚至关乎战斗的最终胜负。”

林伯渠

高崇德一听顿时来了精神，两人进行深入交流，林伯渠说：“我想让你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及任何可以利用的渠道，全力为我军提供军火。这个任务很危险，一旦暴露就会失去性命，你愿意接受吗？”

“当然愿意。”接了任务后，高崇德心中充满了自豪，但也有几分胆怯，不过一想到这是为了打鬼子，又莫名多了几分信心。

高崇德原来在吕正操的691团负责后勤工作，接到任务后，高崇德首先卖掉了自己的金银首饰，然后用钱贿赂守卫人员，再以向新兵配发枪支为由，接连向外运输军火，再将这些军火悄悄运到八路军手上。

由于高崇德是团长吕正操的夫人，而且和上上下下的人混得很熟，所以偷运军火一直进展顺利。只是高崇德认为，这样获取军火的方式实在太费时间了，军火的数量也比较少，而且很容易被查实和发现。

该如何解决呢？高崇德想了许多办法，但全被她否决了，就在这时，她无意间看到了一件女性十分熟悉的东西——缝纫机。

高崇德进过东北军的军火库，她发现里面除了枪支弹药，还有相当数量的缝纫机。

缝纫机并非军需物品，但价值不菲，而且很容易换到物资，许多军官常通过缝纫机获利，所以军火库中才放了大量缝纫机。

高崇德顿时有了主意，她决定办一个缝纫机厂。这种性质的厂，在当时并不违禁。

筹办过程中，高崇德积极拉拢其他军官和军官太太入伍。这个缝纫机厂和别的缝纫机厂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有一点不一样，那就是没有库房，因为缝纫机都存放在军火库中。高崇德说，这样可以节省成本。

把缝纫机放在军火库里，入伙的军官和军官太太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，而那些看守的士兵也可以从中分一点羹。

当时，东北军的战斗任务不是很多，大量的军火都放在军火库中，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变动，这就导致后来的一些盘查都只是走一下过场，甚至一些盘点人员都不进军火库，即便进了，也只是草草看一眼。

高崇德就专门选择在晚上存取缝纫机，一进入军火库，把缝纫机卸下后，就趁机把各种军火装进原来装缝纫机的箱子里。

而装军火的木箱则留在原地，从外面看一切正常。这样，大批军火在毫无察觉下被高崇德运出来了，随后，她又将源源不断的枪支弹药运到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。

整个偷运军火的过程十分顺利，一部分作为掩饰的缝纫机销量很好，入伙的军官和军官太太都能获利，越来越多的军火库负责人眼红了，争先抢着要高崇德把缝纫机放在他们的军火库里，和他们合作。

高崇德如法炮制，获得更多军火，即便有一些军火库发现军火丢失，也不会联想到高崇德身上。而且负责人不想担责，还会以战损上报，然后申领新的武器弹药。

1938年，东北军所属军火库丢失的军火越来越多，终于引起国民党的注意。

国民党立即派人进行调查，一调查，发现被盗军火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，这件事情立即惊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，他们将其定名为“民国最大军火仓库被盗案”。

看到偷运军火已经在国民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，高崇德知道，不能再用过去的方法了，不然就会被敌人发现。

于是，她通过东北军53军军长万福林，找到了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，给原东北军吕正操部691团争取到了“第一战区独立游击队”的新番号，由吕正操担任游击队长，而高崇德则担任留守处长。

有了这个新身份，高崇德就有了合理的理由，光明正大地继续运输军火。

1939年，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邀请高崇德到师部吃饭，饭桌上，刘伯承说：

“我们捡了东北军几个迫击炮架子，可一直没有炮弹，你帮我搞点炮弹吧。”

1939年秋天，高崇德历尽艰辛，终于搞到了炮弹。考虑到炮弹的珍贵，她决定亲自带队，将迫击炮弹送到太行山根据地。

几次任务执行下来，原本体重120多斤的高崇德，消瘦得只有80多斤。

这其中付出的精力、体力可想而知。

由于高崇德及时为八路军补充了大量的武器弹药，导致日军屡屡失败。

在我军弹尽粮绝之际，高崇德的军火就到了，气得日军直叫嚷：“八路军的军火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”国民党也百思不得其解：“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？怎么能一下子造出这么多的枪支弹药呢？”

与此同时，国民党特务部门在调查军火被盗一案时，多方侦查下，他们将目标盯住了高崇德。考虑到高崇德身份特殊，特务们不敢公开下手，只能暗中寻找机会。

1940年秋，高崇德的住所来了几个不速之客，她认出他们是预备3师的人。

其中一人告诉高崇德，他们来这里只是为了看地形，等游击队走后，就在这里驻扎下来。但高崇德敏锐地感到来者不善，必须提高警惕，果不其然，当天夜里，周围就响起了枪声。高崇德虽然在游击队的掩护下逃了出去，但负了重伤，奄奄一息。

随着身份暴露，高崇德遭到了国民党、日军、伪军三方不惜血本的追杀。

好在我党迅速找到了高崇德，并将她带到了延安。在延安，高崇德枪伤复发，在八路军医院做了手术，手术前，朱老总亲自嘱咐医院：“一定要把她治好！她可是我们共产党的功臣，是一名在敌后活动的超级间谍呀！是一名我党的‘军火大盗’。”

吕正操和高崇德

出院后，毛主席还特批一孔窑洞给高崇德居住，这在当时的延安是非常少见的。

高崇德对八路军的贡献太大了，敌人对他恨之入骨，为了保护高崇德的安全，我党将她的身份列为高度机密，震惊一时的军火大盗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。

后来，高崇德跟随东北军一起进军来到沈阳，还参加了轰轰烈烈的辽沈战役。

1950年，高崇德旧伤复发，被安排到了沈阳的一所医院疗养，三年后又被安排到辽宁省干休所居住，享受正厅级的待遇。

住进干休所后，高崇德便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，此后沉寂五十余载，期间从未向人提起自己的早年经历，直到1995年病逝前才留下了关于“军火大盗”的遗言。

战火硝烟湮灭后，有多少英雄沉寂在平静岁月中，他们功成身退，不为名与利，时至今日每每想起，都无不令人肃然起敬！